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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原始史料
北京晨报：在此之前，对于“四人帮”在上海剩余势力的消解研究较为冷门，您为何决定加入这一研究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呢？
李海文：我倾注心血研究华国锋数十载，他曾提及，在推翻“四人帮”的斗争中，他亲身参与了两大关键举措，确保上海稳定便是其中一项重要行动。
鉴于“四人帮”在上海的势力根深蒂固，历时已达十年之久，其党羽遍布各方，我为此倾力撰写了一篇长达七万字的文稿。随后，老干部严佑民慷慨解囊，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他曾是1976年中央派往上海工作组的核心成员之一，并在1977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遗憾的是，严佑民同志于2001年与世长辞。
这些资料中所藏匿的奥秘，长久以来鲜为世人所洞察。我倾注了五年的心血，逐一揭开了这些谜题的神秘面纱。
很快，我有幸与本书的另一位作者王守家先生相识。他曾担任1976年派驻上海之中央工作组的一员，且珍藏有那段时期的工作日记。这些日记不仅是对历史的忠实记载，更是他作为见证人宝贵的个人财富。
依托这两方面的丰富素材，加之其他档案资料的辅助，我才敢于动笔，着手这部著作的撰写。
在“文革”时期，上海和保定地区的“造反派”运动尤为剧烈。随着“四人帮”的覆灭，中央政府将这两座城市的问题列为优先解决的重点。我也曾有意对保定在此后的变化进行深入研究，但遗憾的是，由于始终未能获取足够的第一手资料，这项研究工作最终未能启动。
02
政策执行教材
北京晨报：历史何须重提？
李海文：当然有意义。
近年来，接连涌现出一批以当年“造反派”成员为对象的访谈录，然而，其中不少受访者在陈述事实时有所偏差，甚至美化自身形象，由此引发了后世对那段历史的错误认知。
实际上，在应对“四人帮”残余势力的问题上，上海展现出了极为扎实的工作作风和极为谨慎的态度，堪称楷模。本人严格确保所有相关文件均经当事人仔细审阅并亲笔签字确认，因此，多年来未曾发生任何翻案事件。
严佑民在公安领域辛勤耕耘多年，他常言，矛盾固然棘手，但绝不能任其激化。在上海，当时面临着一万个待解的问题，最终仅对五千人进行了处理，其余问题则交由相关单位自行解决。最终，仅有四十人因犯罪行为受到法律的惩处，这一数据并未包含那些参与“打砸抢”等暴力行为的分子。
在最为紧急关头，苏振华亲自深入工厂生产一线，与工人们进行了坦诚的交流。
往昔，上海的街头巷尾散落着不少枪械，华国锋同志果断决策，批准工人群众走上街头，一同欢庆粉碎“四人帮”这一辉煌的胜利。
这些做法，党之宝贵财富。
历史的延续，仰赖记录者的笔锋，方能跨越时空，流传至后世，最终成为民族共有的珍贵财富。难得机会，写吧。
自该书问世以来，众多资深同仁纷至沓来，一致称赞其为政策实施的最佳典范教科书。
03
造反派腐败惊人
北京晨报：本书深入剖析了“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所涉贪污腐败的真相。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众多年轻一代竟然误以为那个时代是无比廉洁、公平至极的。
李海文：正是为了澄清这些广泛流传的误识，我特意精选了这些材料加以融入。
文革是动乱，何谈廉洁、公平？
王秀珍为区区一两斤特殊毛线，竟不惜调动整个生产线，此举即便放在现今贪官身上，亦鲜少有人敢于如此大胆。
为了迎合江青的喜好，马天水等人心甘情愿地投入了超过百万美元的巨资，购置了先进的电影器材和胶片，而这些宝贵的资源仅供江青独自享用。
王洪文品尝饺子，未及一口，便觉胃中不适，随即吐出，仅是尝了个中滋味……
马天水、徐景贤、陈阿大等人被指涉嫌骗取专项津贴，并暗中为“四人帮”输送资金。他们以试吃、试用为名，大肆侵吞国家财产。
当前，某些人恶意篡改这一段历史，宣称“普通百姓发动了反抗，夺取了老干部的福利”。但那些掌握权力的“造反派”在位期间，他们究竟为大众实现了哪些实质性的好处？
即便叶飞已被监禁，每当他在街头被偶遇，人们仍会向他敬献尊崇的军礼。尽管“四人帮”已被捕，而王洪文曾经担任过军委副主席，为何在他面前无人施以军礼呢？
鉴于叶飞等老一辈干部为国家倾注了无数心血，为人民谋求幸福，他们内心坦荡，毫无愧疚。然而，有些人误以为只需借助造反与欺诈之术，便能轻易掌控全局，实则难以得偿所愿。
04
得民心者得天下
北京晨报：今日，或许鲜有人知，在“文革”那段动荡岁月里，承受最深重创伤的正是广大普通民众。
李海文：确实如此。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前，上海的各类经济数据无不呈现下降趋势。
为加速上海的发展，张春桥下达了指令，要求各省给予支持。这一举措引发了民众对上海的普遍不满。在彭冲担任江苏领导期间，他甚至直言已有十年未曾踏入上海的步伐。
文革期间，百姓生活艰难。
我有一表妹定居四川，她曾言：“倘若神仙反叛，百姓必然深受其害。”
我踏入黑龙江，曾是一片肥沃的林海之地，但如今商店却寂寥无人。孩子们带着疑惑向店员探问：“买瓶汽水还需凭证吗？”这一幕不禁让人联想到那个艰苦的三年困难时代。
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我有幸担任一名教师，足迹遍布每位学生的家中。在这些家庭里，祖孙三代往往同住一室，温暖地挤在一张火炕上。他们的居所，不过是简陋的泥草屋。
自新中国成立之始，直至“四人帮”被彻底摧毁，全国范围内总共仅经历了七次工资调整。然而，由于这些调整的涨幅极其微小，许多人似乎只记得其中的两次。以上海为例，众多三十岁左右的工人，每月的收入仅限于区区35元，由于没有房产可以居住，他们不得不无奈地与数代同堂的家人挤居在一室之内，生活在狭小的空间中。
“四人帮”导致国家陷入如此境地，民众怎能不心生不满？
自“四五运动”落幕之后，“四人帮”曾试图动员民众参与游行，然而响应者寥寥。然而，当“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在上海等地迅速传开，民众自发组织了庆祝游行。当时，华国锋的夫人在外贸部工作，并未接到任何上级的指令，但她所在的院落内却自发举行了游行。这一现象充分展现了民众的心声和坚定立场。
李海文老师签名
05
谁该负责年轻人历史知识匮乏？
北京晨报：然而，在当今的网络空间，却有不少年轻人对“文革”时期的历史进行了美化。
李海文：这不能怨他们，此责任落在我们肩上，是由于我们未曾向孩童们揭示那些真相。
面对现实生活的种种挑战，他们常常将“文革”期间的某些理想化言辞误当作真理。我们当年亦曾深受其感染，但理论与实践之间，差距显而易见。
“造反派”指参与造反活动的人。
在众多个体中，有一些地痞流氓，他们一旦掌握权力，便沉溺于贪污和腐败。比如，一名造反派的头目，在郊区驾驶豪车引发事故，致使一名农民受伤，他却倒打一耙，诬称农民侵犯了中央领导人的车辆，甚至要求当地警方对无辜农民实施处罚。这种行径难道不是恶霸行为的典型代表吗？
此人得张春桥庇护。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所拥有的生活水准其实已经超越了父辈在“文革”时代的水平。不过，电视上频繁展示的富豪奢华生活方式——豪车、豪宅——似乎让他们心生向往。有人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将那些富豪替换掉，自己也过上那样的生活。但这样的想法过于理想化，甚至可能导致混乱。那些富豪可能会首先雇佣打手，将你置于危险之中。
06
文革是闹剧。
北京晨报：在拜读您的作品后，我发现对徐景贤、陈阿大等“造反派”首领的刻画似乎有些夸大其词，我想了解一下您对这一点是如何看待的？
李海文：非仅我以笔触所描绘的漫画化形象，实则“文革”本身便是一场荒诞剧。造反派所采取的行动荒谬至极，其夸张程度仿佛漫画中的描绘。
徐景贤，一位拥有大学文凭的人，在“文革”时期曾感叹医院是等级最为森严的场所。他强行命令医护人员清理厕所，并让非专业工人员使用听诊器为病人诊断。面对患者希望寻求资深专家帮助的请求，徐景贤却予以拒绝，这样的做法最终导致了患者的悲剧，难道不是对生命极大的不尊重吗？
徐景贤生病，专找老专家看。
在踏入队伍之前，我与同学们曾一同前往晋阳饭庄共进餐食。遗憾的是，那家饭庄已转变为一家大型食堂，其氛围与北大食堂相较，略显逊色。这种变化源于其效仿了徐景贤在上海推行的模式，顾客需亲自负责洗碗及取餐。
近期，一些曾受江青关注的文人于网络为其发声，然而这些言论多存在偏颇。比如，有人强调江青对戏曲的鉴赏，却很少提及她试图删除《沙家浜》中“智斗”片段的历史事实，这样的细节难道不应该被公众所知吗？
再以她“转战陕北”的经历为鉴，她便成了队伍中唯一的女性。即便在那个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同样需要与家人分别的艰难时期，唯有她能够坚守，享受着与伴侣共度的温馨时光。
江青此后刻意渲染了这一段历史，其背后原由是她未曾亲身经历长征，这使得她在资历上略显逊色。
“那你的父亲又在何处？”红卫兵对此无以应对。
当江青站在审判席上，她以类似措辞质问：“我曾在陕北艰难奔波，那时你们又在何处？”此话一出，法庭内即刻爆发了哄笑，显然，就资历而言，无人能与之相比。
07
8亿中文盲，其中2亿人。
北京晨报：在本书中，您详尽叙述了“文革”时期的诸多经历，您是否担忧这些叙述可能被曲解，对党的形象产生不利影响？
李海文：“四人帮”是我们党中的败类，揭露罪行，非诋毁党派。
在“文革”那段特殊时期，我党毅然决然地开展自我纠错行动，这一历史壮举有力地昭示，我们党的队伍中拥有一大批忠诚可靠、才能出众的干部，他们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在“文革”中，我们已然犯了错误，为此承受了沉痛的代价。若我们此刻不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那么这些代价将沦为徒劳。
“文革”影响持续。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影响，使得我国在高等教育领域至少丧失了200万大学生的培养机会。鉴于1965年，我国每年仅培养20万大学生，若按照每年10%的增长率进行推算，在这长达十年的动荡时期，我国大学生培养数量至少减少了三四百万。
此外，我国未能培养出两千万名中学生以及一亿名小学生。至“文革”结束之际，我国8亿人口中，文盲比例高达2亿。
在我执教东北地区的岁月里，我惊讶地发现，众多初中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竟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这一现象让我深感困惑。他们向我解释说，在那个特殊时期，他们日以继夜地投身于革命活动，导致学业被迫搁置，知识积累也因此严重滞后。
08
警惕“极端思维”再现
北京晨报：您已步入暮年，却将众多精力投入到这部作品的创作中，这样的付出是否显得过于沉重？
李海文：“文革”的悲剧，其影响深远，波及了三代人的命运。第一代人正值壮年，年约四十余岁，本应正是收获自己辛勤耕耘的果实之时，却未能如预期那般。第二代人，如同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未能按照所学专业投身于事业。至于第三代，如今四十岁左右的青年们，他们则未能享受到理想的教育。
“文革”降低了我们民族的文化水平，结果导致痞子横行，什么问题都看得太简单，还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那套思维模式。
因此，我对王朔的作品一无所知，他的作品中充斥着粗俗不堪的言辞。令人遗憾的是，作者不仅未感到羞愧，反而将这些言辞视为一种荣耀。时至今日，这些侮辱性的词汇甚至已被收入词典，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历经“文革”的洗礼，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距离骤然拉大，在科技领域与欧美国家相比，差距甚至达到了数十年之巨。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文革”已被全盘否定，但导致“文革”发生的极端思维模式依旧在社会各处广泛流传。
二战落幕之际，德国的知识阶层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在希特勒掌权期间，普遍选择了保持沉默。正因未能勇敢地站出来发声，德国陷入了深重的民族性灾难。基于这一教训，我们绝不能置身事外，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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