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盛夏正规配资平台app,八路军正式组建。林彪被任命为一一五师的师长,当他接过该师的编制表,细览旅、团、营各级主官的名单时,一个名字让他感到震惊——那是徐海东。
林彪与他的老搭档、副师长聂荣臻(在八路军初期并未配备政委,聂荣臻实则履行了政委的职责)商议良久,目光落在徐海东的名字上。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两人均觉此举不甚妥当。于是,林彪毅然向中央请示,表达了自己的顾虑:他不敢指挥徐海东军团长,是否有可能更换人选?
为何不适?
八路军委以徐海东重任,任命他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的旅长。
林彪不妥,约有两个原因。
首因在于徐海东与林彪起初同处一阶,均担纲军团长之任。当年林彪在中央苏区任职,彼时他担任的是红一军团的总指挥与军团长。
徐海东虽资历略逊一筹,然其却率先率领红二十五军挺进陕南,继而又抵达陕北,与刘志丹所率领的陕北红军合并,共同组建了红十五军团,徐海东担任该军团军团长。
众人均为军团长之职,而徐海东更是独力担当重任的主官,其地位与林彪相比,实不相上下。
此刻,徐海东不得不屈尊一级,担任林彪的旅长,此举颇显难以为情。
在军队中,这一点众所周知,林、聂因此决定向中央请示,寻求更换人选。
徐海东威名显赫,功勋卓著。
我们逐一说说。
一、大战西北军
徐海东最初驻足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遵照中央的指示,他率领队伍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向陕南进发,踏上了那段悲壮的长征之旅。
悲壮,因徐海东牺牲重大。
首当其冲的是舍弃了原有的根据地。实际上,徐海东所面临的境况远优于中央红军。国民党反动派并未对徐海东的二十五军进行激烈的追击。原因无他,徐海东麾下仅有3700余人,虽然名义上是一个军,但实则规模不足一个正规师的编制。
船身小巧,便于灵活转向,徐海东在鄂豫皖地区的生活颇为惬意。
陕南别有一番风味。
在那片土地上,并无既定的根据地可供依托,我们必须边走边搭建。当时,红军仍带有浓厚的游击战风格,缺乏稳固的根据地,我几乎无法生存。因此,长征,实乃一条充满未知与危险、生死难料的征途。
徐海东率领部队启程,途中不幸遭遇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包围。
踏入陕西边界,便遭遇国民党大军追击。在这场激战中,徐海东遭受了平生最严重的伤势,一颗子弹从左眼下方射入,穿过后颈而出。徐海东当场失去知觉。
自战场归来,吴焕先、徐宝珊、郭述申、郑位三等一众领导,轮番守护在徐海东病榻之侧,唯恐他在此刻离我们而去。
子弹射入头部,再穿行而出,这样的伤害几乎无人能幸免。几位领导心头不禁紧张起来,手中握着一把冷汗。
天意未绝,历经四天四夜的漫长等待,徐海东竟奇迹般地缓缓苏醒。
他睁开眼的第一刻,便脱口而出:“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么?”
众人如释重负,纷纷向他告知,我军已成功击退敌人的追兵,请安心无忧。
护士周东屏同志,一直悉心照料着徐海东,她爽朗地笑着说道:“又要出发了吗?四天四夜昏迷不醒,真让人心急如焚。”
徐海东轻笑道:“我并不急于一时,倒是好好地睡了一觉。”
常言道,福兮祸所伏。徐海东虽曾遭受重创,却意外收获了真挚的爱情。周东屏在悉心照料他的过程中,对这位饱含革命热血的英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最终,他们于陕北之地结为连理。
踏入陕南地域,原先驻守于关中的陕军,在蒋介石的指使下,持续对徐海东发起了反革命的首次“围剿”攻势。
在首轮围剿中,陕军似乎显得不够重视,他们了解到徐海东匪部仅有三千余人,因此仅派遣了两个旅的兵力进行围剿,其人数大约是红二十五军的五倍之多。
红军历经两场激战,凭借其灵活多变的战术,接连击溃了陕军近两个团的兵力。陕军由此心生畏惧,纷纷撤退。
此刻,徐海东在鄂豫皖期间所获得的“徐老虎”之称亦传至陕西,陕军领略了徐老虎的威猛,自此不敢再轻视于他。
1935年五月,蒋介石下达命令,指挥陕军与东北军汇聚31个团的强大兵力,凭借近20倍的兵力优势,意图一举围歼徐海东于商洛山区,试图重现昔日明军围剿李自成的辉煌场景。
蒋介石亲自向陕军总指挥杨虎城及东北军司令张学良发出电报,明确指示务必将徐匪就地正法于商洛山区,绝不允许其重蹈李自成覆辙,从商洛山中逃脱。
二、制服陕、东北军
面对敌人前所未有的压力,一些同志心生恐惧,提议不如采取迂回战术,向南转移,以规避与敌军正面冲突。
徐海东怒斥道:“休想以为我不知你们心中所想,无非是惧怕生死。你们口口声声要去四川与四方面军汇合,此事断不可行。中央派遣我们先行北上,正是为了为中央红军探明道路,我们擅自行动,又有何意义!”
徐海东留战。
鉴于敌军围剿的兵力极为庞大,吴焕先、程子华等同志果断交出指挥权,将徐海东同志推上前台,赋予他全权指挥的重任。
徐海东成为了主角中的明星,他精湛的指挥才能在面临严峻挑战的形势下,激发出了百分之百的潜能。
徐海东定下原则:不硬拼。
敌众我寡,他们以十敌我一人,即便我们竭尽全力,伤亡惨重,敌人依旧源源不断。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灵活机动的游斗战术。
怎么游斗呢?其实就是毛泽东的十六字诀。
徐海东率队四处奔波,先往北行,继而又转向南,最终又折向东南。红军擅长长途奔袭,而陕军与东北军却不惯于日复一日的长途跋涉。追击徐海东数日,士兵们个个怒火中烧,抱怨连连,徒走冤路。
徐海东果断改变策略,假扮成陕军第四十四师,整夜未曾合眼,以惊人的速度连续奔袭了130里路程,一举攻占了国民党军的后勤补给重地荆紫关。他在那里大快朵颐,尽情畅饮,并将敌人的物资尽数掠走。
陕军与东北军对此种战法颇感生疏,紧随其后,一番追逐,部队损失已达三分之一。待追至荆紫关,却发现徐海东再度遁去。四日之后,传闻徐海东已远至山阳县,相距竟达五百六十里之遥。
杨虎城一直困惑,如此漫长的旅程,怎能仅凭步行成功穿越?
急忙追击之际,却不幸陷入伏击。陕军先锋整旅遭受红军重创,旅长亦被俘获。蒋介石亲自策划的第二次“围剿”计划,至此亦宣告失败。
三、徐海东濒临饿死
为何提及这些内容,看起来与林彪并无直接关联吗?
实际上,尽管这两次反“围剿”的规模并不庞大,却鲜明地凸显了徐海东独当一面的将帅之才。
在长征的前后时期,各根据地的领导者们几乎都在独立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而那些最终坚持下来的,无疑都是顶尖的高手。
中央苏区之地,自是无需赘述,开国十大元帅中的八位均扎根江西,他们分别是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罗荣桓、林彪、聂荣臻、陈毅与叶剑英。剩余两位元帅,徐向前担任四方面军总指挥,而贺龙则领导红二、六军团。至于这些元帅的赫赫战功,更是众所周知。除此之外,独树一帜、战绩显赫的,非徐海东将军莫属。
在八路军组建之初,林彪之所以表达出对指挥徐海东的不自信,实则源于他对徐海东卓越军事才能的深深敬意,以及对徐海东独立作战能力的充分认可。
徐海东的才能远不止于此,在后续的第三次反“围剿”系列战役中,尤其是劳山战役,堪称我军战史上的经典之作。
徐海东持续忧虑地关注着中央红军长征的最新动态。在浏览《大公报》的一篇新闻报道时,他得知中央红军已踏入甘肃境内,便立即与政委吴焕先商讨接下来的行军路线。
“渭水一带地势险恶,背水作战乃兵家大忌。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曾在大渡河遭遇惨败,最终全军覆没,就是犯了背水一战的错误。”吴焕先听后表示赞同。
徐海东随即率红二十五军四千人马,西进以牵制并打击敌军,同时与一、四方面军协同,北上作战。部队历经周至、佛坪、双石铺等地,继续西行至甘肃,并北上横渡渭水,成功截断静宁至泾川的西兰公路长达18天。
封锁此道路,旨在阻止陕西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截击。
然而,此举实属冒险之举,将部队部署于交通要道,遭遇敌人合围的风险极高。
陕军与东北军先前受挫,心生畏惧,误以为徐海东在此设下诱敌之计,因而不敢贸然发起攻势。
为防止陷入被动局面,红二十五军毅然北上,与陕北红军刘志丹的部队汇合。
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于平凉东部四十里铺成功渡过泾河,一路穿越镇原、庆阳县境。在此过程中,他们英勇顽强,两次成功击退了敌人骑兵的追击。9月3日,部队抵达陕甘边界的合水县板桥镇,并在那里稍作休整。众所周知,苏区就近在咫尺,战士们心中充满了喜悦。
为规避与敌对势力的遭遇,徐海东巧妙选择了隐蔽的小径,朝陕北进发,并沿着陕甘两省交界的山区持续向北行进。
此区域地处偏僻,人迹罕至,部队粮食补给线已被切断,在连续多日的行军与战斗中,粮食储备已告罄。
徐海东将个人口粮悉数分发给战士们享用,自身却饿得头晕目眩。甚至有次,他因血糖过低导致眼前一黑,不慎跌倒。
幸而,行进途中偶遇了一位羊贩子,他携带着五百只羊。徐海东随即派遣人员与羊贩子洽谈,成功购得这一群羊,并将其均分给各个连队。
缺乏盐巴与锅具,战士们便巧妙地利用脸盆来煮食,而若无脸盆,便将羊肉切成薄片置于石板上烤熟。亦有战友将羊腿直接置于火堆之上炙烤。饱餐这些羊肉之后,部队士气大振,精神焕发,于9月7日顺利抵达陕北苏区的豹子川。
与刘志丹的会师之后,两支红军部队得以合并,组成了红军第十五军团。在选拔军事指挥官的过程中,徐海东以其赫赫威名而备受推崇,而刘志丹则谦虚地主动退让,最终徐海东被任命为军团长,刘志丹则担任副职。该军团总兵力超过7000人。
四、劳山大胜
听闻陕北红军实现合并,势力显著增强,蒋介石怒不可遏,接连向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出电报,严厉指责二人剿共不力。
为了彻底摧毁陕北根据地并消灭红军力量,以确保北上红军主力无法立足,进而实现全歼红军的野心,蒋介石下达了严格指令,命令张、杨两位将军集结超过十万之众的军队,采取南进北截、东西夹击、逐步北压的战略部署,发起了第三次“围剿”行动。
鉴于杨虎城将军不愿继续与红军交战,此役的主力部队乃张学良所率领的东北军。
张学良曾对红军持有偏颇看法,认为其不过是所谓的“土共”,战斗力薄弱。于是他指挥十万大军分兵多路,意图攻城掠地,气势汹汹地向陕北各地发起进攻。延安、洛川、甘泉等县相继落入东北军之手。
鉴于当前局势,我军军团指挥层对反“围剿”的作战部署进行了深入探讨。部分同志提出,应向北推进,直指米脂、横山等地,优先对北部的前几个师团展开攻势。
徐海东同志提出,我军应南下对张学良所部东北军发起攻势,若能成功消灭其一到两个师,便能迅速扭转敌军的“围剿”态势,从而对整个陕北战局产生深远影响。经过一番热烈讨论,与会同志均对此主张表示赞同,并决定采纳“围点打援”的策略,以佯攻甘泉县为诱饵,引诱延安之敌出城,再于途中设伏予以打击。
听闻军团长做出进军东北军的决策,红二十五军的全体指战员即刻认为此举明智而正确。我们与东北军在鄂豫皖苏区的多次交手中,已将其战斗力削减至成师、成团规模,对其特性了如指掌,并摸索出其作战规律。因此,面对东北军,我们更有信心取得胜利。
徐海东同志在激励部队士气时幽默地表示:“同志们,咱们红二十五军的‘老伙伴’、那位运输大队长——东北军,再次光临,带来了枪炮和弹药,大家热烈欢迎吗?”
战士们以震耳欲聋的嗓音回应道:“欢迎光临!所携之物,照单全收,绝无差错。”
等胜利消息!
红十五军团的主力部队,历经三日的急行军,成功绕过延安,抵达甘泉附近。在甘泉北部的巧里劳山一带,一条通往延安的公路蜿蜒其间,两侧连绵起伏的山峦,宛如一个天生的口袋,将我军置于有利的地形优势之中。山上的树木繁茂,为我军伏击敌军提供了绝佳的隐蔽条件。
徐海东与刘志丹同志亲自率团以上干部实地考察地形,对参与伏击战的部队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他们明确规定,每位战士需携带三天的口粮,一旦进入伏击区域,严禁生火、随意走动,且在指挥枪未响起前,任何人不得擅自开火。
继而,他们各自率部深入伏击圈:一支团在劳山北部八华里处布阵,肩负着截断敌军退路和抵御援军的重任;而两个主力师则分别潜伏在劳山的东、西两侧。
部队抵达指定区域后,立即投入到战斗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之中。
10月1日,张学良听闻红军竟敢主动发起对甘泉县的围攻,不禁轻蔑地嘲讽道:“红军擅长游击战尚可,竟敢进攻县城,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张学良派遣其麾下的110师自延安启程,前往甘泉进行增援。
110师的师长何立中深受张学良乐观情绪的感染,进而认为红军丢失的土地过多,急于夺回,这种心态如同狗急跳墙。他未充分考虑红军可能在半途中进行截击的可能性,也未派遣侦察兵进行侦查,只是闷着头便率军出发。
他昂首阔步率军抵达劳山,洋洋得意地对参谋长言道:“共军诡计频生,我曾以为他们会对我布下埋伏,但如今,我已安然渡过险境。”
就在此刻,红军战士们从各个方向突然发起了猛攻,敌人瞬间陷入混乱。一股敌军试图占领山头,但很快就被击退;另一些企图突围的敌人,也被我军手枪团的英勇战士阻挡在原地;众多敌军士兵纷纷放下武器,投降我军。经过长达六个多小时的激战,我军成功全歼了敌110师的两个团,击毙了敌师长何立中,俘虏敌军3700余人,并缴获了300多匹战马以及大量武器弹药。
战事结束后,我们以七十八师骑兵团的一个连队为基础,配备了战马,进而组建了军团部的骑兵团。经过一番激战,同志们纷纷称赞,徐军团长不仅深谙东北军的特色,更是了悟我军的风格与战斗力,指挥若定,所向披靡。大家一致认为,此役打得干净利落。众人还赞叹东北军如同挚友,雪中送炭。我们长征抵达陕北途中,枪炮弹药消耗甚巨,如今得以全部补充,更赠予我们过冬的棉衣和棉大衣,这份友情定当珍惜并继续深化。
这场战役,从指挥的复杂程度和战斗的激烈程度来考量,与之后解放战争中时常涉及数万甚至数十万大军激战的大规模战役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其卓越之处在于,徐海东仅以七千精锐之师,对抗敌人一个师约六千至七千人的兵力,实行以一敌一的战略,以等额之兵力将其包围并予以歼灭,这在兵法上堪称绝妙。正如《孙子兵法》所述:“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这意味着,至少拥有两倍于敌人的兵力,方能确保对敌方的控制。
彼时红军处于游击战形态,徐海东指挥实施了超越时代的阵地歼灭战,其军事才能堪称出类拔萃。林彪自忖,亦无此等勇猛气魄。
因此,八路军得以成立,林彪所提出的谦逊之请,实乃有其深刻原因。
此后,徐海东于1955年荣获大将军衔,位列第二,此非虚名,亦非中央特别关照所致,实至名归,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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